企业家需要明白的是：放权其实就是一次无可奈何的交易，甩手也是一件迟早都要发生的事情，没有做不成的生意，只有谈不拢的价格。
　　　
　难点：突破“太上皇症结”
　
　　　中国企业家在权力交接过程中，交接双方都常常遇到一个共同的困惑：想当“甩手掌柜”的第一代企业家，一不小心当成了威大于权的“太上皇”；而所有有志气的接班企业家，都不希望自己头上还有一个不知何时会来一手的“太上皇”。
　
　　　在中国历史上，太上皇不一定都是做皇帝的儿子尊奉的。有的是主动传位于太子；有的是在形势逼迫下，不得不给儿子让位。他们的境遇也很不一样，有的仍牢握权柄，操纵朝政；有的颐养天年，悠哉游哉；还有的被软禁起来，与囚徒无异。总体来说，极大多数都是被迫而不是自愿当太上皇的。做了太上皇之后，除了刘太公，一般的日子都要比以前难过。在这些太上皇当中，明英宗朱祁镇搞政变复辟，重新当上了皇帝，而乾隆继续掌握着朝政大权。
　
　　　当皇帝时候的威严和荣耀，总是使人留恋，但凡知道“太上皇症结”的企业家们不是到了特殊状态下，不会轻易主动去当“太上皇”的。
　
　　　但是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无论任何人，都不能霸占所有的时代。
　　　
　境界：领导风格决定甩手内涵
　
　　　掌柜本来就是指管事的人，而“甩手掌柜”是形容什么事情也不操心，什么事情也不管，轻松自在。
　
　　　当然，甩手掌柜也分两种，一种是手下有能干的人，放手让他们去干，结果比自己亲力亲为更有效率；另一种是不负责，甚么事情不过问，不给下面的工作人员以经营上的方针，随着他们想做点甚么，就做点甚么，胡乱弄一气，没有经营目标，没有管理制度，最后因为经营上的不善而倒闭。
　
　　　国外连锁性质的餐饮企业（比如麦当劳、肯德基等）或销售企业（比如沃尔玛、家乐福等），往往是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，有一套明确的发展战略和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，不仅在文化上形成了统一的风格，而且在经营思路上随时与公司保持一致。这些企业发展迅速，规模很大，但管理有序，看似对下面充分授权，但实际上却高度控制。
　
　　　所以，真正敢于和善于甩手的掌柜，并不是不负责，也不是力不从心，更不是无力为之，而是让下属“不知有之”。
　
　　　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，就把领导者分成四个等级：“太上，不知有之。其次，亲而誉之。其次，畏之。其次，侮之。”不同领导者甩手的真正意涵和境界是很不同的。
　
　　　最高级的是“不知有之”。在这样的领导者带领下，大家会意识到事情有条不紊，每件事都像是顺理成章，但并不感觉到领导人的刻意经营，甚至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。他们在哪儿，在干什么，似乎与这个企业的正常运行没有太大的关系。在这环境工作，人们获得自由的空间，发挥所长，给自身、机构和社会带来最大的好处。这样的领导者如果要退居二线，那是真的退，他不必以此试探人心，你也不必担心他背后还有什么名堂。
　
　　　次一等的是“亲而誉之”。因为他的贡献，大家会给这一类型的领导者美好的赞誉，并希望和他们多多亲近。这是达到双向沟通的基本条件。有效的沟通能让大家不停的改进，并向更高的理想迈进。这一等领导者要退往往是个姿态，甚至是引蛇出洞，所以，后继者一定要小心，不要稀里糊涂地顺水推舟，暴露了接班的野心——不论你是儿子，还是战友。他们才是真正想当乾隆式“太上皇”的人。
　
　　　再次一等的是“畏之”。下级对这类领导者十分害怕。因此人们只会按本子办事，听从“领导”的吩咐。结果下情不能上达、政令不能下传。大家只是原地踏步按部就班地做事，最终企业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。这一等领导者是永远不会放弃权力的人，非到自然生命结束，绝不会当“甩手掌柜”，甚至不会当乾隆式“太上皇”，任何要窥视他们权力的人，都不会有好下场，只有那些城府极深的阴谋者，才能得到他们在死后赋予的权力，而且极有可能只是一部分，他们不会希望后人还会有比他们更大的权力。
　
　　　最低等级的是“侮之”。这种领导者经常受到下级的讥笑谩骂，人们毫不尊重他的讲话和作为，这样不停加深矛盾，加剧内耗。结果君臣不睦、下情不达、政令不传。这等领导者甩手时很可能是被逼无奈。
　　　
　策略：稳固有形江山，强化无形把控
　
　　　男人有两个最爱，一个是权力，一个美女，如果把“美女”理解为世间诸多美好事物的话，我们就知道绝大多数男人并不是独爱权力，而常常是鱼和熊掌都想得到，只是往往只能从诸多选择中做出取舍而已。对于已经控制了“江山”的企业家来说，没有其他追求才是不正常的，重要的是“更爱美人”的时候江山不能倒。跳起脚来摘桃子，本身没错，只是永远都不能让自己的脚踏空。
　
　　　“更爱美人”的前提是，能把企业当作自己的“江山”，企业得是自己的，或者至少有一部分是自己的。试想如果企业都是国有的、集体的，谁又敢把企业当作自己的江山？这样的企业家只能是“铁打营盘”中的“流水兵”而已，他们甩手的结局只有一个：“下课”，所以他们不可能选择“甩手”，因为那本不是他们的权力。
　
　　　因此，要想当“甩手掌柜”，重要的前提是企业家有信心不会因此而失去既得利益，能够稳固自己的所有权。
　
　　　在这手硬的同时，企业家要心甘情愿的甩手，还得有“更好的选择”等着他去追求。比如：万科集团的王石，万通集团的冯仑，蒙牛集团的牛根生，皇明太阳能的黄鸣等，他们已经开始把日常的经营大权让渡给了自己的管理团队。他们在做他们认为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情，而且在他们看来，那些“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情”一定更有利于他们对企业的把控。这种把控不仅是产权意义上的，也不仅是直接效益意义上的，而是一种对企业的无形控制，并可以为企业创造出更大的无形资产，甚或他们个人已经成为企业政治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平衡力量。这正是老子所说的那种最高层次的领导者。



　　　
　要素：平衡权力与时间的价格
　
　　　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有限的生命只能提供有限的精力。而企业的发展空间和能做的事，与个人的生命相比，是无限的。用“有限”的生命来搏“无限的为人民服务”，精神可嘉，却不自量力。所以，“甩手掌柜”现象，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无奈的放权，放权是为了使企业能活得更久。正如《康熙大帝》的主题曲《向天再借五百年》唱的那样：“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……”如果真能向天再借五百年，哪个企业家都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。所以，放权的问题，是时间和时机的问题。说到底是不得不进行的一场交易。
　
　　　企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权力问题上的交易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：
　
　　　1.个人的利益能否得到保证。这里的利益既指物质层面的，也包括精神层面的；既是指现有的利益格局是否会发生对自己不利的根本性的变化，也是指在新拓展的领域是否能获得更充足的利益。